贵州遵义——伟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恢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已经从近期的作战思路变化中发现了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老红军方强生前回忆:“我偷偷问了营长,突然改变计划,是谁的主意?营长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说:‘毛泽东……’”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杨世林担负警卫的南门是进入会场的主要通道,他生前回忆:“毛主席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参会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刚好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就让他躺着开会。杨世林还记得李德来得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脸红。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新华社记者黎云孙鲁明)

编辑:张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