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赴后继 顽强斗争——中共四川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


1928年2月10日-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面对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反动统治,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重庆和四川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和重建,重新投入战斗,向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展开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军阀的严酷统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年间,四川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大小军阀占地为王,拥兵自重,时有混战。大革命末期,四川和重庆军阀纷纷追随蒋介石反共,特别是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不仅在军阀混战中成为“四川王”,而且追随蒋介石反共,比其它军阀更坚决、更积极、更心狠手辣。他先后组织颁布了多个剿共、清共、反共的法令、条例,肆无忌惮地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0年8月,刘湘在重庆城区大梁子建立自任委员长、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反革命机构“特务委员会”,将川东、川东北40多个县划分为6个治安区,在各县建立清共委员会,专事反共铲共活动。同时,搜罗中共叛徒组建侦缉队,跟踪、抓捕、屠杀共产党人。设立反省院,创办反动报刊,进行“心理策反”,瓦解共产党人意志,使重庆和川东地区党、团组织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中共四川省委的建立和“兴隆巷事件”

三三一惨案后,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地委领导杨闇公、冉钧等相继牺牲,幸存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被迫转移。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钟梦侠等到重庆重建党组织。8月1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傅烈任书记。在大革命运动中被破坏的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又重新恢复起来。临时省委成立后,及时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清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新建中共重庆区委(9月改称重庆市委;1928年1月改称巴县县委,10月下旬改称江巴县委;1929年6月改称重庆区委)和江津、合川县委,以及綦江、江北县静观、沙坪坝高店场等特支。2月中旬,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周贡植5人为常委,傅烈为书记。会议根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在各地陆续举行春荒暴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3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制定并发布了旨在迅速形成全川春暴局面的《春荒暴动行动大纲》。

1928年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在城区兴隆巷8号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出席会议。会议尚未开始,即被警察发现,傅烈、周贡植及巴县县委委员共9人先后被捕。4月3日,饱受刑讯折磨而英勇不屈的傅烈、周贡植等9位共产党人被枪杀于朝天门沙嘴。傅烈在牺牲前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死了,你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底(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中共四川省委刚建立一个月,巴县县委正在建立之中,便被反动军阀破坏。

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前赴后继坚持斗争

“兴隆巷事件”后,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1928年3月底,巴县县委书记喻克由被捕,4月19日在朝天门沙嘴英勇就义。10月1日,因叛徒告密,军阀当局实施大逮捕,设在重庆城区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共巴县县委和共青团江巴县委等地下机关同时遭到大破坏,张秀熟等27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干部被捕。由于设在重庆的省委机关两次被破坏,许多重要干部被捕、牺牲,省委机关被迫暂时迁往成都。1928年10月,省委常委穆青在成都建立起又一届四川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同时,临时省委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统管川东数十县党的工作。还在特委下设中共江巴县委,负责重庆地区党的工作。11月,出席中共“六大”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刘愿庵抵达成都,向临时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和各项决议。“六大”精神的贯彻实施,进一步促进了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走向复苏。

1929年6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任书记。省委认为重庆仍是全川工作的重心,决定迁回重庆。同时撤销川东特委,由省委直接负责重庆地区党的工作。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在重庆的设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格局:当省委驻成都时,即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当省委驻重庆时,则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同时,由省委直接领导重庆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各界群众运动。由于重庆地区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逐步复苏,引起了军阀当局的恐慌。特务委员会和侦缉队,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伺机破坏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

1930年3月20日,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青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牺牲。4月初,江巴兵运委员会机关、警士联合会、城区内党的地下活动据点“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南来燕咖啡店”“协合寄宿舍”等相继遭到破坏,一批地下党员被捕。4月7日,中城区委(重庆城区区委)书记陈泽锽被捕。18日,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朝天门码头路遇叛徒,在击毙叛徒后被捕,次日壮烈牺牲。5月5日,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秘书长邹进贤、工委书记程攸生在城区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常委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3天后,三人同时壮烈牺牲,史称“浩池街事件”。由于重庆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人数锐减,到当年6月,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员仅剩117人。

1930年5月,在“浩池街事件”中脱险的省委常委游少彬与罗世文、程子健、苏爱吾等召开紧急会议,建立起又一届中共四川省委,程子健任省委书记。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逐渐抬头,提出了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新的省委建立后,立即贯彻中央的决定,多次发动兵变和农民暴动,均被军阀镇压、损失惨重。特别是在一些军阀部队中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在武装斗争接连失利的同时,重庆地方党的各级组织继续遭到军阀破坏。1931年3月,因叛徒告密,省委秘书处被破坏,总交通许仁智被捕牺牲,使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的联系中断。在军阀当局的大搜捕中,省委已难以在重庆立足,被迫再度迁往成都。省委再次在重庆设立中共川东特委,管辖川东40余县市的党组织。川东特委在重庆城区设立了中共重庆市委,积极清理被破坏的党团组织,以工厂为重点,在各行业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1931年8月,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委,成立江巴中心县委,领导江北、巴县、江津等9县及重庆市区党的工作。1931年9月至1932年初,江巴中心县委主要领导杨仁杰、郑佑之等先后被捕牺牲。1932年9月,江巴中心县委遭破坏后,由于党员人数大大减少,重庆地区党组织缩小为由省委直接领导的特支,且几度遭到破坏。此后,省委多次从外地派人来渝恢复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组织,但都没有成功。到1935年5月,重庆地方各级党组织几近全数遭到破坏。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组织在曲折中奋斗,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先后有3任省委书记,2任川东特委书记,4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和两届江巴中心县委的负责人,以及一大批共产党人光荣牺牲。面对牺牲,具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从未屈服,他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响亮地发出了“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的呐喊,以鲜血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区委党史研究室文/图 


编辑:张烨